河南实施非电行业新增煤炭消费项目地区差别政策

[67] 行政机关需得以具体的方式来向执行债务人明确告知催索内容，包括可以电子方式告知，但其并非一个要式行为。

四是分享信息不得被用于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一制度因《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的颁布而基本确立，并由一系列规章、政策文件和标准细化。

但是，通过传统法律针对网络犯罪进行诉讼所能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三）基于公私合作的全过程风险治理措施 总体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是一种风险治理过程，它是政府规制框架中的自我规制与合作治理的二阶实施机制。总结国外主要的立法经验和规制实践，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般从不可或缺性、影响广泛和严重性、威胁结构性、保护整体性等四个方面加以识别。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关键五国达成共识，关键基础设施是指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繁荣以及他们各自国民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的系统、资产、设施和网络。[17]参见顾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的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网络安全法〉亮点解读》，《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6年第11期，第51页以下。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具有公共属性，这就使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成为网络时代行政的重要任务。二是改善自己的防御系统也会为其他人的系统安全作出贡献，其收益将会有部分被外部化，从而增加了搭便车的机会。[57]网络空间安全由国土安全部协同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负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与商务部合作负责。

财富集中之地容易引发网络犯罪，恐怖分子指向之处将导致恐怖袭击，主权国家矛头所指可能引发战略监控与侵袭。1996年发布的《网络独立宣言》宣称：不成文的‘法典（编码），与任何强制性法律相比，能够使得网络社会更加有序。经济学通说认为，当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公共品，政府规制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机制，能够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品。[87]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以下。

此后，又提出由于没有任何一个网络安全计划能够防止所有智能化、有组织的攻击，因此必须确保信息系统在受到攻击时仍能正常工作并可快速恢复所有功能。互联网由美国军方发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问题最早在美国发酵，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有着较为系统的制度架构和丰富的规制实践经验，值得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

（16）自来水与废水系统。[23]参见前引[3]，Knapp书，译者序。国家由自由法治国转向积极干预的福利与预防法治国家，国家任务在质和量上均有重大变化，对信息与知识的要求大大提高。其要处理的对象是网络风险，性质是风险行政，目的在于保持和恢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安全稳定运营，主要途径是通过权利义务配置提升安全保护能力。

[15]参见张晓娜：《〈网络安全法〉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就〈网络安全法〉实施答记者问》，《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年6月4日第9版。[5]关于互联网的三层结构及其立法框架的详细研究，参见周汉华：《论互联网法》，《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以上述关键步骤为要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全过程风险治理措施得以构建。在美国，第13636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建立将针对美国境内特定目标的网络威胁迅速传达给目标实体的机制。

其时，美国政府制定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政策的中心目标指向信息安全。[30]这些数据和案例说明，完全寄望于市场机制，试图通过市场调节获得安全保障是不切实际的，导入政府规制十分必要。

它倾向于藉由国家与私人的分工，共同具体化公共利益的内涵，诱导私人发挥自主的创意、行动，以共同完成公共任务。成本—收益的不对称性抑制了市场主体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上的投入。

这一构造较难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上实现高效统一的领导，存在造成分割、分散乃至形成壁垒的风险，政府协同的难度较大。[55] 9·11事件前，负有网络信息监管职责的联邦政府机构多有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或者监管空白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与网络安全保障的效能。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主体架构 （一）层级制、部门化政府组织的捉襟见肘 层级制行政机关是行政组织最主要、最典型的结构形式。合作行政 一、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问题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互联网的基础层，其安全、持续的运营是网络安全的基础。私主体往往对自身网络系统架构及其脆弱性更清楚。在20世纪80年代，被公安机关作为保卫重点的是要害。

个人需要通过国家实现基本权利，国家也要承担一定的担保任务。[6] 各国在法律层面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回应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充分运用传统法律，以事后制裁为主要手段，有效打击危害网络空间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9]参见前引[6]，Sales文。[10] 我国属于较早将网络安全专门立法提上立法议程的国家。

[11]参见王胜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国人大》2018年第5期，第14页。具体而言，更关注安全和更注重自由的理念在保护范围上会形成此消彼长的效应。

[29]在另一项调查中，分别有75%和68%的受访者指出了网络攻击的严重性和频繁性，但是分别有64%和65%的受访者对没有预算或专家来消除威胁感到担忧。可能受到攻击的范围很广，没有军用或民用的区别，没有前线或后方的区别。现代行政法学普遍承认，希望藉由令行禁止、许可保留或处罚威吓的手段对受规范者产生一定影响的规制性法制，作为古典秩序法制的特色，面临危机：一是存在有效的法制不能在实务上普遍落实的执行赤字问题。列举的4类单位不在一个层面，没有突出至关重要性，有必要在关键部门—具体设施的结构中进行系统分类指定。

[61]这就容易导致主体多元与职责不清，可能出现部门揽权或推诿，从而引起监管冲突或形成监管漏洞。[82]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事前许可制度得到了广泛运用。

[8]参见前引[4]，穆勒书，第206页。通过将财产的解释扩展到获得福利，行政的活动范围扩展到福利行政。

任何国家，即使是保护能力最强、防范严密的美国也承认不可能完全不受网络攻击。第21号总统令要求评价优化公私合作和信息交流方式，促进信息有效交换。

这就要求规定严格审慎的指定程序。很多机构凭直觉而不是智识来评估自身的网络安全级别，导致最严重的风险得不到最充足的预算加以治理。与福利行政相比，它由行政机关采取措施与多方主体合作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而不是基于申请给予生存照顾。归纳主要国家的立法和行政经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中的风险治理措施主要包括：（1）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识别与指定。

[96]2013年，美国专题发布了《国家基础设施保护计划：为了安全性和恢复力而构建伙伴关系》。[99]以此对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规定从整体上形成提升安全性和恢复力的制度架构，有待加以重视和有效解决。

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棱镜计划，实施全球、全息、全面的监控，肆无忌惮地窃取从外国领导人到其本国普通民众的广泛信息（参见[美]格伦·格林沃尔德：《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米拉、王勇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以下）。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公共属性 （一）运营中断的不能承受之重 网络安全问题与互联网的分布式结构存在内在关联。

[46]澳大利亚—新西兰反恐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恐怖袭击国家指南》，根据关键性程度将具体设施具体分为至关重要、主要、重要、较不重要和无法估计5类，其中至关重要是指全国范围内无法提供替代服务或设施，损失或损害将导致资产遗弃或长期停止，[47]只有重要性达到至关重要的具体设施，才应被指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这一定义作为判断标准，总体上是妥当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内涵相对不确定的概念，在后续立法和适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需求加以把握。